旧的攻略一直在制造新的输家。

旧攻略一直在制造新的输家。除非中国放弃工蚁模式、跳轨到马歇尔计划后的西欧模式,当下的全球化看来是撑不住,要版本迭代了。至于是冷启动热启动,哪些带有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基础病的先倒下…不知道。

 

为了解释这段话,就不得不从系统底层、各次重启迭代、每一代版本的最佳攻略等分别讲起,还要捎带点评亚当斯密、马克思、凯恩斯等门派宗师,希克斯、索洛、诺斯、弗里德曼、罗默等诺奖大牛,吐槽世界银行、日欧央行等机构。。。压缩后也是1.1万字了。

本文仍然是摘自长文《金融资本视角下的世界近代简史》,删掉了引用注释、国别简史、组织行为学的部分,略加了一些经济学理论范式相关的。可参阅此前已发出的6篇约4万字,英美、法中、苏俄、日本、拉美等链接,在这篇德国简史里都有。

 

很多读者在后台留言想单买那篇全文,恰好微信平台发来了收费阅读内测。准备修订后全文发出来,届时可能要6万字了。这篇就先试下水,全文免费,文末加的是付费意愿测试。

 

以下是正文,还嫌太简略的可以补看前几篇,或者等第二版全文发布后付费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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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资本的DNA革命


简单说就是人类近三四千年以来发生的第一重要的事。工业革命、宪政秩序、市场经济和个体自由等的涌现,都要排在它之后,或者和它是共生关系、衍生关系。 叙述起点选在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借款120万英镑给政府,还可以把国债做市流通。之后20年时间国债从300多万英镑增至5000万英镑。比数据更重要的是新的底层逻辑的涌现。国债获得了流通性,造成了一种类似于翻倍的“复用”效应。政府借到的120万镑金币,以采购军舰火炮、招募士兵水手等方式回流社会,变成了民间的新增收入;神奇的是,富人的“钱”也没有少,因为手里的国债可以抵用金币,生意、投资和财富并不受影响。直到政府用税收清偿掉这一笔国债时,“复用”才会消失。 后来的铁路债券、银行信贷等的作用也相似,只是借钱的不是政府而是企业,用途不是战争而是铁路厂房机器,还钱也不靠收税而是销售回款。股票流通也有“复用”的效果,只是不还你本金改分红了。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银行信贷,中小企业难以发行债券和股票,贷款时相当于通过银行发了笔小额的不记名的银行担保的债券,接着付给了设备供应商、房东地主和员工们。这就是存款和纸币的来源,流通性和覆盖面要广得多,逐渐替代了金币和银币—后者事实上由银行买入变成了准备金。 注意,银行信贷所创造的这部分货币,是基于银行和借款人双方认定的真实资产+偿债收入现金流+可执行的抵押物,并会在约定还贷日注销,并通过大数定律+抵押物拍卖+银行股本来保证这笔货币到期得以注销。这和“交子”那种政府官员强制流通的所谓“纸币”,仅仅在形态上相同。在我看来对此不作区分的经济学教材全都不及格(一棒子打翻一船人)。钱都说不清楚,还教什么经济? “可流通的资产复用凭证”的扩散,相当于形成了一个资产池子,和一个凭证池子,两者严谨对应,又分别由不同人持有。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之前,人们只能囤积土地、粮食、金银,亲自盯着农奴干活收租。这之后就可以丢进池子,由控制实物和人身,变为囤积权利的份额。富人们选择能分红收息的股票债券存款,金币银币纸币才会更多的流向工匠水手农民,大众购买力远超过之前的贵族官僚和军队所需,这又吸引了更多投资和雇佣,终于过了引爆点。 所以,是先有银行创建,国债股票流通和十几倍几十倍的数量猛增,后出现运河公路工厂机器等投资活跃,一代人后才出现飞梭织布(1733年),又30多年后陆续出现多轴纺纱机、水力纺纱机、瓦特蒸汽机,金融革命一个多世纪后,才出现铁路。 如果你的观念还停留在“工业革命改变世界”,而不是“金融革命改变世界”,那建议切换过来。出资源出力不能匹配凭证、只能两手空空的话,你人口再多、统治技术再高,也只能征粮征兵维稳,集全国之力搞出宫殿、运河和长城,遍地是泥屋草棚还有孟姜女,是不是。 印度孟加拉现在还修不动铁路,既不是人们不需要,也不是科技太先进,也不是钢材太稀缺;公有制带头大哥苏联发展了几十年还要排队买面包,一块肥皂洗脸洗澡还要洗碗。中国1979年前金融资产总量仅1000亿元,什么都没钱投资,也什么都买不到;几十年来拨改贷、国债、股市等发育到300万亿金融资产了,就这也过剩那也过剩了(除了教育医疗文化土地住宅等严厉管制供给的行业)。 主流经济学界不怎么区分实物和权利。亚当斯密就认为国债是政府消费,会抑制私人资本,货币则是“一般等价物”;弗里德曼1976年得诺奖的可是货币数量论,而非复用凭证、资产镜像、银行债权论。现在欧洲日本央行还在绝望的尝试多发货币刺激通胀以诱使投资,好比舞女仍然卖力的表演50年前让观众冲动的老套路,真是看的让人心酸。 学界并非没人触碰资产的复用凭证,只是不被主流圈子待见。比如,秘鲁德索托反复强调“可资本化”也是财产权而且是资本主义的核心,清泷信宏-摩尔认为“货币是合约担保”(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此倒是共识,奈何经院派闭眼不认),央行孙国峰反复强调银行创造资金而非资金中介的LCD理论,在我看来都当的起诺奖。而且孙国峰所指的那条路上,从货币理论开始,可以重构所有与凯恩斯体系兼容的旧版宏观基础、发展理论、增长理论、分工理论等,那至少还有六七个诺奖级的发现在等着问世。

二、金融资本DNA对政治结构的改造


 
金融资本DNA也驯化了上层结构。英国国王和贵族从1215年签署大宪章起,又威胁算计乃至砍杀了400多年,最后还是天量的新增国债让他们坐稳了同一条船,一起想法续旧债、借新债,而不是民间怕被割不敢冒头,统治阶层们只能盯着割彼此的肉。大部分精英和野心家有了新场子,不是非得在军阀、官场或政治竞争的狭窄赛道上打破头,政治竞争也温和多了,宪政得以彻底稳固。不像沙皇那样刺杀和反叛犹如家常便饭。 美国人还发明并普及了市政债、房产税。自治的市镇议员们确认道路桥梁、学校教堂等资金需求后,游说当地有钱人认购债券,接着钱会流向供应商和工匠,再由房产税偿还,富人房子越大越好,分担的就越多。穷人富人都更有“钱”了,只是富人手里的是债券而已。市镇不是因为美国人有钱才得以扩张,而是因为扩张并匹配凭证而让美国人“有钱”。坐着帆船来到新大陆时哪有什么钱。 美国的这份制度创新,使其人口从独立到一战前增加30多倍同时,道路市政住宅学校比欧洲还要充足,没那么多人挤在贫民窟里肉身培养结核菌。这在文明史里算得上是比长城金字塔还伟大的奇迹,但可惜没写进经济学初级教材当做常识,害的无数后发国家的市长和财政局长们,至今还在为城市化融资困难或十几亿人拥挤的贫民窟而发愁。 市政债+房产税+房贷才是现代城市乃至现代政治文明的无形根基。美国现在约5万个发债主体,比中国的乡镇总数都要多,买者自负,也无需上级政府官僚批准、担保、审核用途、推荐承包商。地方自治政府太烂?除了本地选民杯葛、媒体指责以外,投资人不买你的债,居民卖房走人(每年约10%的美国人搬家)。而没有富人垫资雇穷人给穷人修路建房的那些穷国,有选举还不是无穷多的腐败、犯罪和贫民窟。 制度经济学大师诺斯(1993年诺奖)把英美开创的这种制度称之为“开放权利秩序”,各地前几千年形形色色的政体都算是“自然国家”,国家出现以前那几万年则算是“觅食秩序”,按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证据,小群体之间无休止的争夺有限领地上的猎物和果实,三四分之一的成年男性死于暴力。自然国家则像是“觅食秩序”的升级,统治小团伙们争夺被统治者。诺斯使用“自然国家”这个命名是为了提醒读者:这才是与人类本性相匹配的终局,“开放权利秩序”则是制度变迁史上的一次意外。 仅从历史现象来看,确实很难对“各国可以自发转向现代化”报有信心。英国在17世纪经历过内战、弑君、逐君和外部输入(荷兰),才碰巧进化出来。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连绵战争后,才在拿破仑之后的西欧废墟上输出成功了几个。美国差不多同期发表“门罗宣言”宣布罩着美洲,但没有强力改造和输出,几十个国家200年来也没啥成功的。到今天为止的高收入工业国家,不是英语民族的,就是美国在二战废墟上占领改造庇护的西欧、日韩台、以色列,自发转轨成功的确实非常少。 “自然国家”视角很适合懒人使用,以前明代清代没诞生工业革命才是正常,现在琢磨哪个后发国家会变成希望之星,还不如关注美国是否愿意秩序输出。为什么法国俄国大革命会那么惨烈,用一句“英国不给力”就可以对付过去:法国崩掉时英国还没成型,俄国崩掉时英国身受重伤,而比俄国早几年崩掉的晚清,就避开了每次改朝换代死掉一小半人的历史规律,没有大洪水。日本明治维新后,用秩禄公债把旧势力买成新股东,这个天才发明也有200万英镑的借款打底。(强烈推荐公号里这篇金融资本视角下的日本简史和东亚模式) 英国被金融资本驯化之后、又没被大众民主主导之前,确实变的很不寻常。维也纳体系下维持欧洲均势又不割地,皇家海军维护全球航路和平又不收保护费,投资人则认购了法国2700万英镑国债,普鲁士500万英镑,并告知普鲁士财长需要扩张议会权力,因为“债权人是不可能和行政权毫无约束的君主签订任何合同的”。 1840年代后英国又取消所有关税、解除技术和设备出口管制,大笔投资德国美国等追赶者,一战前累计资本输出约200亿美元。仅为美国铁路就提供了25亿美元的融资,相当于其1860年联邦收入的40倍,是日本铁路国际融资额的500倍(日本是不肯借,不是英国人不想买),等同于直接把美国推到超越自己的位置上。 这是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帝国做派,历史上的游牧或农耕帝国们,热衷于削弱对手甚至屠城,修筑长城、派驻总督、镇压反叛,从没有一个如此热心的给别国家投资的。即使贸易帝国,比如希腊罗马,以及地理大发现后200多年里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以及之前的英国自己,争夺贸易利益时,也都残酷的很。 是什么力量让新帝国洗心革面?一个条件是确实是有利可图。英国投资者赚到了比国内更高的利息分红,英国企业的火车钢轨、冶炼轧钢和纺织机械等资本品出口剧增(贸易顺差),英国工人的就业和薪酬也因此猛涨,以至于革命导师感叹“英国工人阶级日益资产阶级化了”。美国人则快速建成三十万公里的铁路,工业化水准和生活水平也快速接近英国。可以说资本自由比贸易自由好一半(双赢变成三赢),比起穷国勒紧腰带出口粮食来换资本,可能要快五倍。 这就是金融资本超越贸易分工之处。贸易时代人们盯的是物,罗马看上埃及的是小麦,英国看上印度的是棉花;只有金融资本追求的是分红和利息,关注的是能变富还守信用的穷人,从其增长中分一杯羹。没有正在变富的新人可以投资获利,金融资本就会萎靡枯萎,当下负利率就是穷国们不但不接受外资与穷人结合,还要把穷国资本逼到富国去。富国学者们无视这个资本逆流,只喊着是自由贸易的锅。 当时还没被金融资本驯化的列强们,对之前的贩奴大国忽然把对黑奴的怜悯推成废奴国策,就表示理解不了。当听到要求他们也都得废奴,还要派皇家海军拦截贩奴船时,更是转不过弯来。圣经曰,神爱世人。金融资本促使世人互爱的力量也是前所未有。只可惜那时它还背着一把金光闪闪的死亡镰刀,那就是金本位,可以说是神魔一体

三、金本位的天花板和死亡镰刀


 
金本位是指国债或者货币的发行方,承诺可以按固定比例兑付黄金,除英国外多数国家早期则是金银双本位制。这是对金币传统的延续,也是对债权人或者银行储户的增信。脱钩黄金是不可想象的事情,那岂不是政府可以随便印钞了,汇率可以随便贬值了?投资者还敢买什么债券?全球资本流动岂不是要中断了?多数人直觉是相信权利凭证对应黄金实物,难以接受和抽象的商品池子、资产池子的兑取机制。 但挂钩黄金的承诺,导致央行和银行持有的黄金总量,直接间接的约束了信贷、债券和股票的总量。这就构成了长久的金融抑制,大多数中小企业、农民和城市住户被甩在外面,继续前现代的生活方式,勉强糊口。因为资产池子和凭证池子的总量太小,通道太窄。至于那些后发的金融高风险国家,部落长老地主军阀税吏官僚等随机敲竹杠的地方,假如恰巧又是修铁路不合算的阿富汗山区,或者疟疾和传染病流行的热带非洲,就更是怎么折腾都不成。 金本位更糟的是还自带了临界自动塌缩的机制,动辄周期性的摧毁已有的少量合作结构,即使借款人和员工勤勉谨慎、产出良好,也没有自然灾害、军事、外交或贸易冲突,而且每轮都是率先反手做空、抛出、抽贷的“坏人”活得最好。这实在是太招人愤恨了。农场主们怨恨银行家,基督徒和穆斯林怪罪犹太人,失业工人怨恨机器和工厂主,后发国家的智识分子怪罪英美,还有的怪罪整个社会结构和“统治阶级”并试图改造。显然都是恶魔!谁说不是恶魔会把他们气疯。 我以前说马主义是金本位的衍生品,就是这个意思。黄金和土地总量有限时人口又剧增,那无论怎么论证,底层都是被剥干吃净的命。所以导师在1848年发表的宣言既心痛又绝望还杀气腾腾。不巧的是同年加州发现了天量黄金,马上历史进程完全按预测的反向走,导师只好也大幅转向,虽然很多信徒不知道也不承认他的转向。 加州之后,澳洲、俄国和南非等地不断发现超大金矿,加上钻机、炸药、破碎机、氰化法的发明,几十年内黄金产量超过之前一千年还多。这让金本位勉强撑到了一战,坏处是更没几个人去质疑这个体系,既然还能用,为什么要质疑。货币理论一直也发展不前,错误变成了经典,没有经历过类似于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界,或牛顿的物理学革命。 这中间的一个恶化节点,是1871年德国以普法战争50亿法郎赔款,模仿英国确立了金本位,引发一连串多米诺效应。两年后美国也暂停接受白银,法国等西北欧国家也随后跟进。囤积黄金、白银退出,导致信用剧烈紧缩,1873年全球大萧条爆发。我没看过康波理论不知他怎么讲的。这期间美国铁路泡沫破灭,小麦价格从1.4美元掉到0.4美元,德国一度有近半炼铁炉停工,有观察家评论说德国更像是战败的那个。 巨大压力下德国法国等纷纷转向了保护主义,因为必须积累黄金才能扩张国内信用总量,而这只能多出口少进口,除非自己有矿,所以说保护主义也是金本位的半个衍生品。保护主义另一个可以勉强辩护的,就是关税对经济的损害,比起旧财政体系的田赋、厘金,相对还是小了很多,两害相权取其轻。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其实没摸到门。金融资本的复用机制+资本自由+贸易自由,比关税保护的效力强多了。反倒是烂国没几个不搞关税和贸易壁垒保护的。 金本位的零和特性,也加剧了列强争夺控制殖民地的竞争,因为可以强迫记账,等同于不用黄金就可以扩大市场。列强之间更倾向于争抢而非合作,加上英国较少的面积和人口实力,和美国自以为安全不闻不问的态度,第一代全球体系就没人有动力、有能力维持下去了。这是一战发生的大背景。直接起因可以参考苏俄篇德国篇,关于黑海海峡地缘政治、俄德两国的君主制和贵族军功集团、军事官僚集团的部分。 目前尚看不出有多少可能性会坠回一战前格局(往下看),所以拿什么罗马衰落啊、德国崛起啊、修昔底德陷阱啊做预测的,类似于相信现代军队采用骑兵时代的攻略可以取胜,不必去理会。除非有哪个大玩家真的傻到据此采取行动,那倒确实会是噩梦。

四、大萧条与二战


 
金本位对大萧条和二战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如果不是直接原因的话。这一点多数学者都认同。 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导的欧洲和平方案失败,法德关系持续紧张。1923年秋,美国银行家、前预算局局长、中央信托公司总裁道威斯开始调解赔款方案,次年美国巨额贷款流向德国,混乱终结,新旧马克按1比1万亿兑换,经济开始腾飞。到1928年底,纳粹的得票率只有可怜的2.6%,即将被德国人遗忘了。但也是这一年,法国上调关税、恢复金本位并运回黄金,美联储应声加息,美国对德贷款基本中止,资金开始回流。 1929年5月美国众院通过了“世纪最蠢”的《关税法案》,胡佛总统竞选时对农民们承诺了会提升关税,后来纵有千名学者反对、摩根福特等大佬跪求、各国威胁关税报复,也没有否决。1929年10月华尔街股市暴跌。叠加各国之间的报复性关税,全球贸易大约减半,美国失业率达到1/3。日本德国在危机前两年也差不多,前者一次次的兵变、刺杀让军部实际操控了政府,后者则让纳粹党咸鱼翻生。 回头来看当时危机的出路。按照金融资本的基本规则,债权股权信贷应当与有效资产和收入匹配,决策主体应当与激励相容,那么最佳的运行条件应该是: 一是政府不再强制把货币、国债与八竿子打不着的黄金挂钩;各国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和金融机构自由连通,低增长国家输出资本给高增长国家,货币优升劣贬,多方空方互为储备;换句话说就是不以黄金来约束,而是以多国货币市场连通来约束; 二是所有长期公共资产,必须由长期债券匹配;其中地方性的市政道路、水务、学校、医院大楼等由地方债和地方税匹配;其他的由国债匹配,但不得用于福利养老等难以产生未来现金流的支出;居民的长期资产使用房贷匹配;取消对价格、行业、土地等的管制,那么这些新“钱”和需求,会自动拉起企业的投资、雇佣和薪酬;相关现金流又可以支撑前述债权; 但可惜的是,各国虽然不情愿的取消金本位并扩张赤字,但都是胡乱瞎碰的。德国和日本还把钱花在了军备上,最后喂大的战争机器必须出去夺取耗材。更糟的是这期间美国深陷孤立,1936年一个民调结果是96%的国民后悔卷入一战,到法国投降后才有一半民众赞同援助孤单单的英国。国联无力对德国日本的恶行进行金融和贸易制裁,只能坐视其壮大。二战也由此爆发。 当时财政官员出身的凯恩斯没能开出清晰框架,只是关键主张“金本位是野蛮的遗存”,和“政府应该扩张赤字”,碰巧解决了当时的死局,于是暴得大名,收获了全世界的粉丝。这就是奠基者效应,无数弟子信徒都使用这个范式和框架后,那即便是一次次挑战、打脸和失效,也总能圆回来。

五、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过渡


先说一下它诞生时的奇葩背景。1944年时罗斯福政府的假定,还是战后美苏继续是盟友共治世界。这与美国长期孤立、外交领域极端幼稚有关,也与罗斯福的进步派背景、亲苏态度、延揽了大量左翼人士加入政府有关。对二战后秩序的影响,不仅仅是雅尔塔会议上给苏联划了过多的势力范围画地图的事。后来“维诺那计划”破译的数千条苏联电报证实,主笔联合国框架的外交特别助理希斯,主导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财政部二号人物怀特,也都可以确认是苏联间谍。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败笔,一是美元还挂钩黄金,各国固定汇率,由此赋予了政府保留外储和管制资本、利率和汇率的必要性(有必要性自然就有机构、有操作、有对策、有理论、有学者、有诺奖,一连串儿的事),也自动限制了美国的资本输出能力,仅能拣选少量国家帮扶,其余只能扔掉或者任其长歪;二是IMF份额太小,刚一开门就近乎休克,英法德国等金融循环的启动现金流枯竭,被迫搞起国有化和半计划经济。还好1948年马歇尔计划提供了额外130亿美元才掰回来,没把全世界都害惨。 此后美国与西欧的公债、股票、信贷和按揭等“复用凭证”,与工厂、基建、住宅、市政设施、学校医院等对应的实物资产,与政府税收、债务利息、股票分红、工薪收入等现金流,循环相生,迎来了历史上最长的持续繁荣。美国资本和商品涌向西欧,出现了长达20年的贸易顺差和就业、工薪的大幅提升,也没人抱怨西欧的穷人抢走了工作—给他们生产还来不及。 这段历史其实给出了资本+贸易双自由设定下的标准的增长模板、全球化模板,就是 1)政府、企业、居民和金融机构四类主体,和所掌控的实物和凭证,和所受到的激励,都与金融资本DNA的编码良好的兼容;2)外部资本自由+贸易自由,资本由低增长国涌入高增长国;3)没有金本位的零和效应和周期性自动塌缩机制。 这三个条件都满足时,资本的生长复制速度犹如病毒扩散,可以用肆虐来形容。到1960年英法德的人均GDP就达到了美国4成,限制外资勒紧腰带的日本也达到美国的1/6,和中国入世18年的比例相当。上一轮道威斯计划后美国投资西欧,增速也差不多,可惜被大萧条打断了。再上一轮是英国资本把德国美国等推起来,从1848年加州金矿到德国模仿金本位的1873年萧条,那次慢一些,蒸汽船和电报没普及,还有一场南北战争,但也是20来年就追上了个七七八八。 这三个条件,还有这三段全球化的历史,强烈建议吃透。这才是正常的速度和互惠,其他的拿来对照,才容易发现问题在哪里。比如中等发展陷阱是怎么回事,当下全球化的病在哪里,真的宕机的时候哪些还会在一起,哪些被甩出去。 吃透之后讲起来就简单多了。 进入1970年代,西欧日本的肯工作守信用能付息的穷人基本都用完了,经济增速自然就慢下来。这时要么接受停滞,要么等待技术进步(比如洗碗机或互联网)让人们有更多需求和供给可以交易,要么,就去覆盖更多肯工作守信用能付息的穷人。可是那几十亿穷人已经被圈禁了二十多年,圈禁体系已经长全了,不崩溃谁也没辙。苏东集团是硬墙根本不跟你玩,印度拉美则是无数软墙和陷阱,想进去修建铁路公路工厂园区住宅,或者买点儿靠谱的国债市政债股票,实在是太难。 这时政界没有去推倒那些墙、填那些陷阱、为金融资本做三通一平,而是转向内卷化;学界凯恩斯主义者们则把之前的高增长归结为自己的功劳,还继续乱开药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继续挥舞,可不就滞胀了。到里根撒切尔上任才扭转过来。 里根总统大幅削减管制,原美林证券掌门人里甘财长大幅减税并增发国债,还不理会各国财长抗议坚持不干预汇率市场和资本流动,联储主席沃尔克则以大幅提升利率治理通胀,并空前提升了联储地位。这可以称之为“里根-里甘-沃尔克节点”,彻底摆脱了金本位的残余,打造了一个完美系统,实现了“资本自由流动,汇率自由浮动,外储基本无用”。 完全融入这个系统的,比如英美澳新加+欧元区,现在GDP约占全球一半,非黄金外储则和香港+新加坡两个小岛差不多,不到GDP的2%。各国投资者们彼此持有约GDP三五成的金融资产,是外储的十几二十几倍,多头和空头互为储备互为对手盘,每天交割几万亿美元。这时央行单边做市等于跟所有人对着干,不用几天必完。 这套体系简单而又完美。里根减税减管制恢复增长,那资本就流向美国、资本逆差贸易逆差、美元升值拉低物价。经济学家们苦恼于为什么会出现无通胀的高增长。其他国家改革了进入了高增长,那就流回去,美元贬值、出口增加,也不会怎么衰退。即使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内部冲击时,之间也没回到资本流动管制、锁定汇率时代。这和金本位迫使列强玩零和游戏时完全不同,互相持有GDP的三五成的资本,就真的融为一体了。 可惜这么好的几乎是完美的架构,除了金融市场玩家们,大多人当时都反对,觉得药丸。欧洲日本的财政央行官员们,到英镑危机后才不情愿的死心,诸多亚洲和拉美国家,还有主流经济学家的观念,则要晚的多,在进化道路上躺着一堆不肯吃药动手术的病号,乃至尸体。
六、后冷战时期的资本逆流


1991年冷战结束,前苏东集团、中国还有印度,开始融入新体系。在转轨最关键的时期,美国政界没怎么干预。其实前几次也是,一战后道威斯计划不算美国官方主导,二战后马歇尔计划还有改造日本,那都是因为苏联威胁被迫为之,实非出于自愿。现在苏联威胁没了,那自然就做回自己。按诺斯的说法,新融入的这些自然也不会切换到“开放权利秩序”上来,就像1823年门罗宣言主张的“不干涉”政策下的拉美各国,快200年了还都基本全是“自然国家”。 为了方便理解,假设美欧日在1993年搞了个中国版马歇尔计划,那会是什么样子的?估计用20年时间达到英法德1960年时相对于美国4折的水平,那在2013年时中国GDP应该是人均约2.1万美元(当年美国的4折),而非7000美元;汇率应该从5.7浮动到2-2.5左右(参考西德马克浮动后从4.2升到1.5,日元从360升到100);中国城市化率超过80%(而非现在60%)。
美欧日呢,累计会对中国投资几万亿美元,而非中国逆向输出几万亿美元官方外储和移民财富;获得长达20年的贸易顺差和工薪收入的改善(参考前三次英国铁路资本输出、美国道威斯计划和马歇尔计划后对西欧输出);在第十年左右纺织制鞋等产业,绝大部分开始往印度印尼孟加拉搬迁,把他们也拉起来(而不是停滞近20年)。 当然,作为马歇尔计划的条件,是不会有那么多国企和国资,也不会有17%的重税(因为城市扩张和基础设施靠发债而不是收税),也不会有土地公有和垄断征收(而是地方自主规划,地主割让一些土地用于道路公园,或者缴纳临近地价的配套费、获得开发权、续交房产税)。
但与前两次废墟上的西欧不同的是,前苏东国家都有过多的机构,压制社会并阻碍要素资源流动,这意味着后冷战版的马歇尔计划,必须吸纳明治维新后“秩禄公债”的经验,以国债和国有股补偿来推进机构裁撤,为官员提供变成新股东的出路,否则确实没法推动。 可惜由于美国议员和大众过于反感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这些并没有发生中国、印度或者俄罗斯,那自然就有人要为此承受代价。二十余年来的资本逆流,结果就是工作机会减少、工薪相对下降(因为穷国抢走了低端工作却没有加量采购);推高了资产价格并压低收益率,普遍零利率乃至负利率后,退休金和社保也将遭遇反噬。 但糟心的是,美国社会主流把这些归罪于全球化、自由贸易、智能化、华尔街等,开出的药方包括贸易保护主义、均贫富、MMT等毒药。少有人提起,政府需要把中国印度印尼孟加拉等人口大国,拉到马歇尔计划和里甘-沃尔克体系的轨道上来,欧美日那十几万亿过剩资本,可以变成在那边的债券股票和信贷等“资产复用凭证”,生长出可赚钱的铁路公路电站工厂园区住宅等“资产实物”,变成那边工人薪酬地主租金和政府税收的现金流,再变成对欧美日各国的采购和工薪…不去与新穷人结合获得增长,那怎么花样折腾都是自己啃自己罢了! 主流经济学界对此显然不够重视,有的大牛干脆公开承认经济增长是个谜,宏观理论白费力。古典的过于强调供给需求、贸易分工、比较优势,这些是贸易时代的研究核心,但现代经济中的不可贸易品,比如铁路公路电厂住宅该怎么诞生,这些至关重要,可古典体系不重视。
投资相关的呢,则至今还在凯恩斯范式里打转转,希克斯(1972年诺奖)的IS-LM模型还是所有宏观教材的起点,不区分政府、企业、居民和金融机构四种主体,实物和凭证的对应,把货币供应量当作黑箱。欧洲央行、日本央行还在相信多发货币能够刺激通胀,从而刺激(哄骗)企业追加投资和就业。有些恰饭的,致力于拿放大镜去发现市场失灵的细节,却对政府(客户)的残疾中风心梗寄生虫和脓包等隐而不言。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们方法论相对靠谱,因为需要教学生们挣钱,但大多只关注金融市场而非经济结构。 单独吐槽一下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最初世界银行主推的是索罗德-多玛倡议的“投资-储蓄”缺口理论,要点是,经济发展需要工业化,而工业化需要投资,这都没错。但接着是,投资又来源于储蓄,而穷国储蓄不足。这就胡说了,因为投资来源于企业家的投资信心,经由金融机构变成别人的储蓄,所以是投资信心不足+金融缺位导致贫穷。但这个模型可以有力的说服富国提供资金给他们放贷(再给穷国政府官员去花,结果更糟),即使发明者多玛公开认错后,世行仍坚持用了接近50年,而且,传授给一代又一代的第三世界学者和官员们。当然,也包括中国,官方那就鼓励储蓄抑制消费当好工蚁咯。 学院派经济学家们比世界银行官僚们还是灵活些,早在五十年代就放弃了投资-储蓄缺口理论,索洛(1987年诺奖)提出长期经济增长来自于技术进步,罗默(2018年诺奖)在八十年代提出,增长不仅来源于资本+劳动,还要加上人力资本和知识池子的外溢,却不提资产池和凭证池的扩大、流动性的增加。所以,现在官方又很重视科技进步促进增长了。至于那几亿等待着金融资本DNA编码的穷人,宅基指标迁移和房贷,耕地出售,带资进城,学校和医院的市政债,呃。 其实换个角度看,唯一能拯救自己还有世界免于坍塌的,是整个的西欧化而不是工蚁化,几亿套联排独栋城乡一体娱乐休闲养娃,是居民部门收入拉到西班牙水平,是几十万亿人民币的新增国债地方债和国资出清,是几万亿美元资本流入,把外储和前几十年的顺差全吞回去(为此要实现每年几千亿美元贸易逆差)。但,在金融资本逻辑里是最大金矿的农村居民,在官府经济学家眼里,是负担和拖累。在金融资本逻辑里是三战导火索的外储和国资,在他们眼里则是宝贝和命根子。猜测只有央行派少数学者彻底摆脱了这种认知体系,可又过于势单力薄。 所以最令人忧虑的,不是危机的来临;而是危机来临了,各方没有应对的共识,那意味着要浪费许多时间去谈判讲价。而比没有应对共识更令人忧虑的,是都用老眼光看待危机的成因;那意味着即使各方艰难的达成了妥协,结果还是避免不了坍塌。 至于当下的病态全球化,会坍塌到什么程度;是会像一二战那样政体绷掉,还是像亚洲危机那样,绷掉的只有那些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带有严重疾病的政经体;美国是会得到大国支持竭力维护现有体系,还是划拉盟友搞冷战一分为二,还是转向大英帝国炮舰改造,还是短期闭关主动砸垮……这个自己观察自己猜测吧。 PS:

1)更多可以参看第一版《金融资本视角下的世界简史》已经发的6篇4万字,公号里往前一翻就是;
2)收费的内容与正文无关,仅仅是付费意愿测试。阅读/付费的比例和数量足够高的话,那能帮着减少“啰嗦这些有什么用”的自我怀疑,缓解拖延症,早点儿把那个即将6万字的长篇的第二版弄完发出来,甚至可能会想把新宏观普及课开起来(这是句梦话,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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