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就有三种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他们又再进一步分为好几种,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名字,他们的相对人数和他们的相互态度因时代而异;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变。即使在发生了大动荡和似乎无法挽回的变化以后,总又恢复原来的格局,好象陀螺仪总会恢复平衡一样,不管你把它朝哪个方向推着转。

每一个很酷的人都置顶了霍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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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人民日报》和很多媒体对王者荣耀进行连篇累牍地口诛笔伐的同时,宋仲基和宋慧乔宣布婚讯的新闻,在热搜上足足待了三天,我顺手翻了翻头条,发现同在头条的还有关晓彤的腹肌。

尽管玩物丧志在人们的观念里是不可饶恕的缺陷,很多人把游戏和学习对立起来。但是,不玩游戏,就会看《人民日报》吗?不玩游戏,就要努力上进吗?不,他们会关注两宋结婚,会关注鹿晗,很不幸,我们生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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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越不景气,娱乐业越发达虽然对宋仲基和关晓彤一无所知,我还是被他们的照片刷屏,就好像无论外面的世界是电闪雷鸣还是雨打风吹,娱乐事件永远都是舆论的热点,你看或者不看,它都在那里。

 

娱乐世界的力量不仅在舆论上占着永远的上风,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特别是在经济衰退的时期里。

经济学上很早就有过对娱乐业的实证研究。发源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口红效应”说的就是这个。因为口红在美国是一种较为廉价的消费品,每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人们的消费欲望只能在这些相对廉价并且能给人带来精神上满足的非必需消费品。因此,口红以及文化类的产品销量,在经济衰退期间都直线上升。同样的在2007年的经济危机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的口红、面膜销量屡创新高,这和其他大宗商品以及奢侈品的低迷销量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1929年的经济衰退虽然让美国的众多工人下岗,企业倒闭,但是却捧红了秀兰·邓波这个曾经的美国国民巨星,而那个时代也是美国电影业蓬勃发展的时期。派拉蒙、20世纪福克斯、米高梅、华纳兄弟、环球、哥伦比亚这些巨头电影公司,也都是在大萧条期间建立的。

经济不好,外面的世界很无奈,于是花点小钱去看个电影,是无奈的人们能够获得的最好的精神慰藉了。而商业在需求的推动下,这一想法得以迅速地发展。

想想面对着升学难,就业难,阶级固化,房价爆炸这样的现实该有多痛苦,看看漂亮明星的花边新闻或者看看电影,必然也是人们的本能反应。

中国的网红和娱乐业发展也是在2008年之后开始有爆炸式的发展,那时候的网红搁现在估计都称不上什么网红了,那会儿的网红基本只是稍微的夺人眼球就变成网红了,比如当年的芙蓉姐姐,都不必像现在一样身材脸蛋都要拔尖,还要搞什么比赛测验去排名,毕竟随着这个产业发展的越来越成熟,行业内竞争也加剧,再想当个网红已非常困难了。

不过,这也说明了娱乐业在这些年的发展越来越完善。行业发展到这一步,也只有360度无死角的00后优质偶像,可以常驻在头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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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头乐效应”娱乐业的真正金主

但是这些流量小生们能够常驻头条的力量,还是让我佩服不已,毕竟外面的世界总还是有各种事儿在发生。

地震,放火偶尔会有,时不时还有爱丢硬币祈福的老人坐坐飞机,但是娱乐明星总是稳稳地在头条坐着,根本不像这些大新闻,还得靠着一堆猛追热点的网络作者们使劲儿去带节奏,都待不过一两天。

这种看似是公众的健忘,实际上并不全是公众的原因,因为把明星始终放在头条的,不只是了热爱自己爱豆的粉丝,更重要的是社交媒体。

所有社交媒体都会坚持走娱乐路线,也是多年摸索碰撞后最终的选择。诞生于2007年的新浪微博在2009年前并不像现在这么大火,当时它的竞品除了有腾讯、搜狐等门户网站自己的微博外,还有火爆校园的人人和天涯这种受众群体固定的论坛和各大贴吧。

而让新浪微博走出这个困境的是他最初引入的一批大V,包括企业家任志强、史玉柱这些相对精英的人群,然而更重要的一批人是演艺明星,徐静蕾和姚晨等等,并且微博的最初做推广,也是靠在各大综艺节目投放广告,积累起来的用户,微博的每一步都是紧跟着娱乐去做。

微博对外说的什么社交功能都是虚的,真正带动它流量的都是这些明星,所以微博当然是要抱紧娱乐这条线。即便是外面的世界很无奈,走娱乐也是最稳的。

布热津斯基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曾提出 “奶头乐效应”。当时在美国旧金山举行过一个集合全球500多名经济、政治界精英的会议,其中包括乔治·布什、撒切尔夫人、比尔·盖茨等大名鼎鼎的全球热点人物。精英们一致认为,全球化会造成一个重大问题——贫富悬殊。这个世界上,将有20%的人占有80%的资源,而80%的人会被“边缘化”。届时,有可能会发生马克思在100年前预言的所谓的你死我活的阶级冲突。

布热津斯基表示,谁也没有能力改变未来的“二八现象”,解除“边缘人”的精力与不满情绪的办法只有一个,便是推出一个全新的战略“tittytainment”,即在80%人的嘴中塞一个“奶嘴”。娱乐明星就是奶嘴最好的形式之一,通过大量的明星综艺和电视剧,夹杂着他们的花边新闻,让吃瓜群众看得开心,不用去深沉的思考痛苦的现实。因为消遣已经占据了工作之外的大部分时间。

这就是“奶头乐”战略,但即使没有平台的引导,占据头条的会是谁呢?

很遗憾,我认为依然会是这些小鲜肉和当红小花们。真实生活很痛苦啊,如果现实社会那么好玩,谁会来玩游戏,来看偶像剧呢?王者荣耀和偶像剧又孰高孰低?

换言之,TED演讲,新闻联播,名校公开课,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奶头乐呢?沉浸其中的人,到底是收获了真正的知识,还是收获了认同感,恐怕呈现的最终结果也还是二八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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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还是个宝宝”娱乐至死不可避免

鲁迅批判过国民性,认为国人酷爱“围观”,杀人围观,看人打架围观,认为本性麻木不仁,我倒对此另有看法,与其说是麻木不仁,不如说是,优质娱乐匮乏。

商鞅徙木立信,谁能将巨木徙置北门者予五十金,这里面去搬运木头的那位自然收获颇丰,但那些围观群众又是图个什么?

无非是平淡生活中的一些刺激罢了。

奥威尔在《1984》中对世界有一个理解:

世上就有三种人,即上等人、中等人、下等人。他们又再进一步分为好几种,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名字,他们的相对人数和他们的相互态度因时代而异;但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变。即使在发生了大动荡和似乎无法挽回的变化以后,总又恢复原来的格局,好象陀螺仪总会恢复平衡一样,不管你把它朝哪个方向推着转。

这三种人的目标是完全不可调和的。上等人的目标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中等人的目标是要同高等人交换地位。下等人的特点始终是,他们劳苦之余无暇旁顾,偶而才顾到日常生活以外的事

我们能够理解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高贵,也是有识之士,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应有的高贵,但我们同样也应该知道,国民性,之所以为国民性,必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

力波啤酒15年前有个广告歌: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第一次干杯,头一回恋爱,在永远那纯真年代,送走港台同胞,迷上过老外,自己当明星,感觉也不坏,成功的滋味,自己最明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如同歌里说的那样,在上一个15年,一切都是有希望的,只要你努力,无论是你上海人,新上海人,北京人,新北京人,只要努力,勇敢去做,“成功的滋味,自己最明白。”这是上一代人的气质,理想主义的旗帜还在飘扬,未来更美好不是空话,是可以期待的未来,不用断舍离,不用正心诚意,只要蛮干,就可以。

但是现在呢?当清北的博士都黯然离开北京,当一代最优秀的青年都被高额的房价压得喘不过气来,谁又敢说,未来一定更美好呢?

所以,“丧”是很多人的共同心理,“我不愿不愿长大”也许才是很多人的内心所想。

既然终我一生,都无法跨越二八分化的阶层壁垒,那么找到一个奶嘴,暂且沉沦,也许这才是很多人的想法。

如果没有找到正确的阶层上升方法,鸡血和热情褪后,无可避免的还是找到一个奶头,“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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